“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延安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把陜甘寧邊區(qū)建設成為“全國抗日民主的模范區(qū)”，對回答好“政績?yōu)檎l而樹、樹什么樣的政績、靠什么樹政績”這一時代課題，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陜北后，毛澤東特別提醒各級干部和部隊指戰(zhàn)員處理好與當地黨組織、地方干部特別是老百姓的良好關系，指出：今后，我們要和陜北紅軍、陜北人民團結一致，要作團結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使命，開創(chuàng)中國革命新局面。

延安時期，毛澤東等革命領袖秉承“為人民服務”“為群眾服務”的理念，始終生活在人民群眾中間，與人民群眾心連心。在楊家?guī)X居住辦公時，附近有八九戶農家。村民郭方成談道：毛主席經常和我們拉家常，詢問收成情況，誰家有了病人，毛主席一知道就派醫(yī)生上門看望。搬遷到棗園辦公后，毛澤東邀請棗園村24位年過六旬的老人做客，為他們集體祝壽。

被譽為“合作社的模范”的延安南區(qū)合作社主任劉建章“懂得群眾的感情和需要”，“不是要人民來替合作社辦事，而是合作社替人民辦事，給人民以便利”。工作中，他堅持“只要真正能夠為群眾的利益著想，把合作社的業(yè)務和群眾的生活聯(lián)系起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的理念，全區(qū)1700多戶、7100多人，他完全是熟識的，哪一戶多少人、多少勞動力、種多少冬麥、多少糜谷、副業(yè)收入多少以及雞犬豬馬牛羊，都記得清清楚楚，老百姓夸贊，“他是給我們謀利益的老好人”。

面對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為減輕邊區(qū)老百姓負擔，中共中央發(fā)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毛澤東在楊家?guī)X窯洞對面山溝里，帶頭開墾了一塊長方形的地，種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澆水、拔草。周恩來右臂受過傷，仍帶頭學習紡線，還被評為中央直屬機關的“紡線能手”。八路軍第359旅廣大官兵上至旅首長，下至伙馬夫，一律參加生產，每天黎明即起，列隊荷镢登山，終日勞動不息，至日落時方收工回營。模范班長李位創(chuàng)造了一天開荒三畝六分七的紀錄。旅供給部辦的大光紡織廠能夠織出閃光布、斜紋布、華達呢，品種達二百多種。老百姓高興地說：“八路軍既能打仗，又能生產，又能與人民打成一片，從古至今哪里有過這樣的軍隊？”百姓們親切地稱呼他們?yōu)椤叭嗣竦能婈牎薄?

在中共中央領導下，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qū)把“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作為執(zhí)政的根本目的，積極倡導“三三制”政權，成為令人矚目的民主政治的典范；著力發(fā)展邊區(qū)經濟，開展普遍的生產運動，實現了自力更生、豐衣足食；關心群眾生活，主動改善民生，提升邊區(qū)文化、醫(yī)療、衛(wèi)生水平，大力推動掃盲運動和移風易俗；實行減租減息、精兵簡政、擁政愛民等政策，充分展示了黨和邊區(qū)政府執(zhí)政為民的模范形象，呈現出“只見公仆不見官”的良好風尚。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

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思想路線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就是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fā)。

要做到實事求是，就必須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此，毛澤東親自審定并出版了《農村調查》一書，要求黨員干部“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強調“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lián)系”。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fā)布《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就黨內仍存在的“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旗幟鮮明地“鼓勵那些了解客觀情況較多較好的同志，批評那些尚空談不實際的同志；鼓勵那些既了解情況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評那些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大力倡導認真的調查研究。

為深入了解和研究我黨抗戰(zhàn)時期的農村經濟政策，1942年初，張聞天帶領有關人員組成“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赴陜北和晉西北農村開展了長達一年多的社會調查。張聞天親自設計調查題目和表格，包含當地各種土地類型及其等級，各種作物在不同土地上的播種量、施肥量和常產量，各種牲畜的使役量、產肥量、租用借用辦法等內容，帶領大家分別深入自然村挨家挨戶作調查。在楊家溝調查地主經濟時，張聞天了解到地主馬維新家保存著將近一百年來的各種賬簿，買地、典地、收租、放債、雇工、經商和日常生活開支，都記得清清楚楚，便借來一本一本翻閱，抄錄有關數據，與同事日夜統(tǒng)計，忙了一個來月，在此基礎上整理形成了《楊家溝地主調查》等調研報告。張聞天深有感觸地說，“只要我們把老百姓的情形了解清楚，那么我們的政策及辦法，就會更加實際”，并總結道，“接觸實際，聯(lián)系群眾，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終身事業(yè)”。

針對當時邊區(qū)文盲率較高的實際，陜甘寧邊區(qū)大力發(fā)展小學教育，同時利用冬閑時間，以夜校、冬學等方式開展文化掃盲，極大提升了邊區(qū)群眾的文化水平。邊區(qū)政府還采取有效措施，將勸說感化與強制處罰相結合，積極發(fā)起“改造二流子”運動，許多“二流子”轉變成了勞動能手，既穩(wěn)定了社會秩序，增加了年輕勞力，還改善了鄉(xiāng)村民風。

“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 

針對黨內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如個人主義、本位主義、風頭主義以及“不實事求是的了解具體情況，不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鋪張求表面，不肯埋頭苦干，不與群眾真正密切聯(lián)系”等違反黨性的傾向，中央政治局專門討論并作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要“把個人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強調要把理論與實踐、學習與工作密切結合起來，“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

令人惋惜的是，一些黨員干部在工作生活中迷失了方向，甚至走上腐敗的道路。肖玉璧曾任陜甘寧邊區(qū)所屬的張家畔稅務局局長，卻貪污稅款3050元、挪用公款280元，因觸犯貪污罪被邊區(qū)高等法院判處死刑?！督夥湃請蟆房膶懙溃涸凇傲疂嵳巍钡牡孛嫔希蝗菰S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這充分彰顯了黨和邊區(qū)政府對貪污腐敗分子零容忍的堅定立場。

針對工作中的浮夸、虛報數字等現象，毛澤東高度重視并及時予以糾正，指出“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tǒng)一論者”，要把“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統(tǒng)一起來，這才是正確的立場。在反映邊區(qū)的大生產運動時，《解放日報》刊發(fā)的通訊員消息《鄜縣城內家家戶戶紡紗聲》，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并不完全相符，存在夸張的成分。對此，黨中央敏銳地發(fā)現并指出，《解放日報》也及時進行了自我批評和深刻反思。毛澤東還針對個別軍事報道與參謀部統(tǒng)計不相符的現象，提醒有關同志說，新聞報道一定要真實，繳獲敵人一支槍就報一支，繳獲敵人十支槍就報十支，不能多報一支。